嘉慶帝為何不能扭轉清朝衰落的局勢?他始終只是一位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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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644年入關到1796年白蓮教起義爆發,清朝已經穩定發展了150年。然而,到了嘉慶時期,清朝的國力就不斷下降了。嘉慶帝也想通過勵精圖治來改變這種江河日下的局面,但是無奈水平有限,最終無法改變大趨勢。

清朝的衰落和大部分朝代如出一轍,都是從土地問題開始的。經過前期的開墾,全國的土地面積達到了10億畝,位居古代第一。清朝前期大力鼓勵開墾,推廣農耕技術,修建水利工程,推廣高產農作物,使得清朝的畝產量達到310斤,也是古代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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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的長期穩定,清朝的人口也迅速增長。在康熙年間,全國人口達到了1.5億,到乾隆末期上升到了3.1億。人口增長導致人均土地面積下降,在康熙年間,人均耕地面積超過7畝,然而在1812年就只有2畝多了。加上土地兼併越演越烈,於是大量的農民破產,社會矛盾尖銳起來。

在乾隆末期,已經出現了農民起義,例如山東的王倫起義,川陝楚白蓮教起義。白蓮教起義於嘉慶元年(1796年)爆發,到1804年才結束。清朝鎮壓白蓮教起義前後花了2億兩白銀,相當於清朝5年的財政收入。這導致清朝的財政顯得更加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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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南巡圖

黃河也被嘉慶不太友好。自從康熙治理黃河以來,黃河已經安定了70年。然而,黃河的泥沙是古人無法解決的問題,到乾隆末年,黃河河道再次淤積,黃河又開始氾濫了。1796年六月,黃河就出現了決口現象,嘉慶帝非常重視這個問題,趕緊下令地方治理黃河。

然而,由於財政不足、地方腐敗嚴重,嘉慶朝已經無法解決黃河問題,該時期的大決口就多達16次。黃河氾濫地區不僅不能收取賦稅,還要大規模賑災,進一步加重社會矛盾和財政負擔。

每一次治理黃河,動輒花費幾千萬兩白銀,幾乎是一年的財政收入。另外,清朝每年還要拿出1700萬兩左右作為軍費,這是最大的一筆常規開支。這導致清朝的國庫日益虧空。1790年,國庫存銀達8000萬兩,到1796年下降為5658萬兩,到1814年就只有1240萬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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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帝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帶頭搞起了節儉。親政之初,他就禁止地方向中央進貢,以減少不必要的浪費。他減少了出巡活動,每次出巡都力求節省。他禁止修建行宮,盛京將軍曾奏休整破舊的盛京夏園行宮,他以“滿洲俗,遇巡幸行圍駐蹕之處,向俱攜帶氈廬帳房,隨時及立彳廳營,從無蓋行宮之事,所以習勞勳而崇淳樸也”將之拒絕。朝鮮使團對嘉慶帝的評價是“大抵以勤儉見稱觀於窮殿之多樸陋,可謂儉矣”。

然而,光是節流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矛盾和財政危機的。因此,嘉慶朝,農民起義依然還在陸續爆發。一個時代要走向衰落,那是基本無法挽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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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前期,勵精圖治,狠抓吏治,因而社會風氣總體上還是比較好的。到乾隆後期,政策鬆弛,貪圖享樂之風盛行,吏治就敗壞起來了。乾隆時期最有名的貪官莫過於和珅。他利用乾隆帝的賞識重用,專斷獨行,狐假虎威,他的關係網遍布全國,甚至將軍事、財政、行政大權集於一身。

嘉慶帝早就對和珅不滿,他在太子期間就《唐代宗論》,以唐朝宦官李輔國來隱射和珅。乾隆去世後,為了改變朝政風氣,他宣布了和珅的20條罪狀,將之抄家處死。通過抄家和珅,嘉慶帝得到了2000萬兩白銀,可以解決鎮壓白蓮教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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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

隨後,嘉慶帝也試圖大力整頓全國吏治,查獲了一系列的大案。貪污腐敗是財政虧空的一大原因。嘉靖早期還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到1814年,江蘇虧空案揭發,發現江蘇虧缺了318萬兩。隨後,各省的虧欠案陸續爆料出,僅山東一省就虧欠670萬兩。嘉靖帝只能將當地貪官抄家,以彌補其虧欠。

嘉慶帝的系列措施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他在打擊貪污腐敗上,遠遠沒有雍正帝那樣做得徹底。例如打擊和珅一黨,只是將和珅等幾個重要的人物拿下,沒有追根問底,不想牽連太多。因此,嘉慶帝並未能扭轉江河日下的吏治情況。

同時,嘉慶帝也鼓勵直言,提拔了一些正直的官員。他親政不久,就為兩位在乾隆時期因為直言而被治罪的官員平反。在製度上,他規定地方衙門、帶兵大臣的信件都可以直接送達御前,並擴大了密摺制度的使用範圍。通過這些措施,嘉慶朝的風氣得到了一定的改觀。

然而,嘉慶高坐朝堂之上,他如何知道地方官員所奏是真是假呢?於是一些事情就只能按照自己的主觀去判斷了。不久之後,他就認為這些奏章“累牘連篇,率多摭撿浮詞,毛舉細故,其中荒唐可笑”。他告誡大臣“不得以瑣事空言,逞臆瀆聽。”此後,他又將一些上奏的官員罷斥,認為他們都是沽名釣譽,為己之私利。不管他們上奏是否對錯,嘉慶都不應該處置他們,因為這樣就導致官員不敢直說,導致“直言納諫”成為了一個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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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

嘉慶四年,洪亮吉給嘉慶帝上奏一封信件,對乾隆朝以來的許多問題明確指了出來,而且說得有理有據。然而嘉慶帝卻認為洪亮吉胡說八道,於是將他發配到伊犁。後來嘉慶意識到自己錯了,也只是將洪亮吉放回原籍,而不再錄用。從此,再也沒有人敢直言勸諫了。嘉慶帝自己也說“言事者日見其少,即有言者,皆論官吏常事,而於君德民隱休戚相關之實,則絕無言及”。

可見,嘉慶帝在政治上還是缺乏魄力,他沒有康熙帝的胸懷,也沒有雍正帝的雷厲風行,更沒有乾隆的能力,因此,他想做一位仁君,但是最終只能成為一位庸君。一位庸君,能夠守衛先帝的基業已經不易,如何能夠扭轉清代中衰的趨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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