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齡危機:老年失踪人口年超1.7萬,養老金系統長期虧空

8964

日本老齡危機:老年失踪人口年超1.7萬,養老金系統長期虧空-第1张图片-頭條新聞網

圖為日本京都,一位年邁的出租車司機正在站點等候客人,他藉著車內的燈光在閱讀一本小冊子。

七年前,綾雅在一個午夜接到了警察的電話,“您的父親目前在警局裡,我們發現時,他正在街頭遊蕩。”

綾雅居住在日本首都東京,在一家教育機構擔任高管。接到電話的那一刻,綾雅根本反應不過來發生了什麼。

大約20年前,綾雅的母親死於癌症,父親已經七十多歲,一個人住在茨城縣。

接到電話後,綾雅趕緊給離父親住得更近的哥哥打電話,哥哥也已經快50歲。

這件事讓綾雅感到羞愧和自責,回想起來,父親的變化從六十多歲時就有了端倪。綾雅記得有一次回家,發現父親在房間裡不停地走來走去。有時候,父親會半夜起來迷迷糊糊地說話。當時,綾雅想,“也許人老了就會這樣,又或者是父親經常飲酒所導致。”

直到父親受到警察救助後,經過醫院診斷,綾雅和哥哥才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父親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也就是俗稱的老年癡呆或失智症。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腦會不斷萎縮,幾乎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案,只能通過服用藥物來緩解症狀。

在老齡化極速加劇的日本,像綾雅父親這樣的失智老人正越來越多。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日本癡呆症患病率為2.33%,在35個發達國家中最高。

老齡失踪人口2021年超過1.7萬人

自從父親被診斷為阿爾茨海默病後,綾雅每週去探望父親兩到三次,往返車程在三小時左右。起初,也許是由於藥效的緣故,綾雅的父親還能夠自理,雖然認知會偶爾出現障礙,但大多數時候,綾雅和父親還能正常對話。

但大約一年後,綾雅父親的失智症狀變得越來越明顯。

“一輩子愛乾淨的父親開始不扔垃圾,我定的便當他碰都沒有碰過,堆了四五個爛在那裡,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在醬油瓶裡裝滿烏冬面。”綾雅痛苦地回憶說。

後來,父親甚至產生了幻覺,他告訴綾雅,家裡還有一個小男孩,他阻止父親吃藥,甚至父親躲到浴室裡都不能擺脫這個男孩。

綾雅意識到,再也不可能讓父親一個人生活了。但是,綾雅和哥哥都不能辭職在家照顧父親,“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先讓父親去私人療養院。”

不過對於患有失智症的父親來說,私人療養院的照護是不夠的,而且價格高昂。但要想讓父親住進專門為失智症患者準備的養老院,綾雅還需要通過一系列測評。

不同於綾雅,大阪的明子決定將患有失智症的母親接來同住。

明子的母親淺代77歲的時候,被診斷出患有早期阿爾茨海默病,開始時症狀並不明顯,只是偶爾會忘記一些事情。但在丈夫去世後,淺代開始變得有些抑鬱,她不再做飯,也吃得很少,這也直接導致阿爾茨海默病的加重。

病情惡化後,一個人在家的淺代經常去按鄰居的門鈴,對鄰居說要找自己的孩子和丈夫。患阿爾茨海默病的老人還常常會重複購買很多東西,淺代在超市裡買回了非常多的蛋黃醬和香蕉,堆滿廚房裡,家裡的客廳也滿地都是紙箱。當淺代在銀行試圖取出現金時,她因想不起密碼大發雷霆,當著櫃員的面撕碎了存摺。

當明子剛提出要將母親接走時,淺代拒絕搬出她在大阪郊區住了三十多年的房子,後來抵不過明子勸說,最終搬到了大阪市區。

為了保障母親的安全,明子時常將她鎖在公寓內。但這並不能阻止淺代偷偷溜出去,在陌生的大阪街頭,淺代永遠不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但她牢牢記住女兒的名字——明子。

“到警局去接媽媽,常讓我感到沒有尊嚴。”明子是一名自由編輯,也經營著一間藝術畫廊。後來,為了能夠保證所有時間都可以和母親在一起,她不得不將畫廊關閉。

但這也無法讓母親安安靜靜待在家裡,87歲時,淺代的失智症開始伴有狂躁症,她會突然在女兒的公寓裡砸門,當明子擋住去路時,她甚至會毆打和咬人。這樣的痛苦持續了整整一年,明子筋疲力盡,她妥協了,打開了公寓門,讓淺代在日本西部大阪繁忙的金融中心街道上閒逛。而明子只能在一定的安全距離下跟著她。

明子清楚記得有一次,母親一直步行了幾個小時,直到凌晨才願意停下來。

“我的媽媽變成了怪物,而我無法對付她。”明子感到絕望。

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阿爾茨海默病協會的報告指出,大約十分之六的失智症患者可能不記得姓名或地址,他們很容易迷失方向。但該協會的一位研究員伊利夫也同時表示,步行有助於讓情緒激動的患者平靜下來,有一定的治療作用,有助於患者睡眠。

但失智老人獨自離家步行的後果很嚴重。據《朝日新聞》報導,日本警方2021年匯總的老齡失踪人口達17000多人,當中70多歲和80歲以上的佔94%,甚至有527人被發現時已橫屍在外。

護理危機

在父親患病後,綾雅開始到處蒐集有關失智症以及失智症老人如何護理的信息。

綾雅不得不考慮到幾點現實性的問題:第一,父親沒有積蓄也沒有保險;第二,綾雅和哥哥必須繼續工作以支付長期護理費用;第三,她和哥哥沒有能力對父親進行家庭護理。

患上阿爾茨海默病之前,綾雅的父親已經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需要定時服用多種藥物,如果不能按時服藥,後果也可能是致命的。

但要想住到專門為失智症患者準備的養老院,綾雅需要讓父親接受長期護理等級認證。綾雅打電話給政府機構進行諮詢後,他們派給綾雅一位護理支持專家。

護理專家和綾雅進行溝通,並為家屬提供護理建議。在這之後,來自政府機構的調查員需要對綾雅父親的狀況和他的家庭進行面談調查,整個過程大概需要一個月。

根據政策,要想住進為失智症患者準備的養老院,綾雅的父親必須獲得3級以上的長期護理認證。綾雅的父親最終被評估為5級,綾雅很感謝當初那位護理專家,是他告訴綾雅,等級評估不僅僅需要看受照護人的身體情況,也需要考慮家庭情況,在少子化問題十分嚴峻的日本,若“照顧父母阻礙結婚”這一點成立,長期護理認證等級有很大概率被提高,而綾雅和哥哥都是四十多歲仍未結婚。

此後,綾雅開始給政府提供的特殊養老院名單中的10個打了電話,但沒有地方能收留父親。他們告訴綾雅“床位都住滿了”。

私人療養院的價格已經讓綾雅吃不消,“父親要在那住上半年的話,一百多萬日元一眨眼就沒了。”

三個月後,一間特殊養老院給她打來電話,說可以把老人送過去了,這讓綾雅鬆了一口氣。

像綾雅家這樣,一發現家人患有阿爾茨海默病就送到特殊養老院的還是少數。在東亞國家日本,長期以來,人們固有的觀念是家庭養老,而不是去養老院,孩子應該在照顧年邁父母時承擔主要責任。甚至一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秉持的觀念是,將老年人送進養老院就是拋棄。

日本老人川人曾經寫過一本書《我想在家裡死去》。在他看來,讓失智症患者在熟悉的環境中度過最後的歲月,要比在一家沒有熟悉面孔的養老院好。

日本大多數老人也確實在家養老。據日本內閣府統計顯示,日本承擔看護老人工作的超60%是同居家人,比如兒女和配偶。而每4名75歲以上超高齡老人中,就有1位需要他人看護才能正常生活。雖然日本各地都有專門的“特殊養老院”,但在近30%人口都是老人的日本,這類養老院往往一床難求,且護工人手短缺,老人的長期護理等級認證程序也較為複雜。

母親患病後,明子成為了上百萬照護失智老人家庭護工的一員。她關了畫廊,終日陪在母親身旁,她已經習慣了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人身上所發生的種種變化。但有一次明子還是崩潰了,淺代從家裡進出多次後,走進了一間高檔意大利餐廳,突然當著其他食客的面,她稱女兒為“走私犯”,並要求服務員報警。

明子把母親拖回家後,發現身上有多處被母親踢出的淤青,淺代總是步行,小腿肌肉非常發達。明子給自己買了一包煙,這是她戒菸六年來第一次復吸。

在日本,上百萬照護失智老人的家屬就是這樣一步步逼近心理承受能力的極限,這也引發了日益嚴重的老年護理危機,每年有1萬多名患有癡呆症的老年人失踪,有些消失多年,有些永遠不會回來或最終被發現死亡。

甚至一些家庭會出現“看護感到疲憊”而殺人的案件。據日本警察廳統計,2007年至2014年8年間,這類案件共有356起,其中多數發生在親人之間。

日本福士大學社會福利學部副教授湯原悅子分析稱,照護失智症患者的家庭每年不得不投入大約1300個小時,平均每個家庭每年損失380萬日元。此外,由於照護失智症患者的任務非常繁重,照護者可能失去與社會的聯繫,而更加崩潰。

日本福利部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受害者親屬虐待老年人的案件數量在2020財年增加了2.1%,達到創紀錄的17281起,其中一半人患有失智症。在冠狀病毒大流行之下,老年人只能與家人共處,因為他們無法外出及申請護理服務。

從“橙色計劃”到“看護零離職”

日本老年人及失智症患者越來越多。厚生勞動省一項調查顯示,2025 年日本65 歲及以上的人將有五分之一患失智症。內閣府2016年發表的老齡化社會白皮書更是指出,失智症已經成為威脅長壽強國日本的最嚴重疾病,到2030年日本患者人數將達到830萬,到2050年將超過1000萬。

而早在2013年,日本政府便制定了以社區為基礎的綜合照護系統,命名為“橙色計劃”。2015年,政府將其修訂為新橙色計劃。

這份計劃旨在實現尊重失智症患者的意志,讓他們可以繼續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失智症友好的社會。政府不希望讓失智症患者遠離社會,而是讓社會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失智症患者“就地養老”,而不是住到養老院,也可以讓本就負擔過重的護理機構和人員得以緩解。

據當地媒體報導,政策在2015年1月正式出台後,相關機構及公司定期舉辦培養志願者的講座,在所有年齡層、所有職業領域,培養“失智症志願者”。接受培訓並經過特殊機構認證後,志願者們會獲得一枚“橙色手環”。截止到2015年末,日本已經培養了713萬名“失智症志願者”,這意味著平均每18位日本人當中就有1人擁有“橙色手環”。

明子也能感受到橙色計劃所帶來的改變,她所在的大阪北濱社區已經成立了一個社區援助網絡,公寓大樓的物業經理都經過了培訓,會在監控室內重點關注社區內登記的失智症患者。

明子也在一些必須要外出的時候,為母親找到了一所日托機構,儘管在這之前,有兩家日托機構因為淺代有衝出門和打人的傾向而拒絕服務。每周有三天,明子可以將母親早上送過去,晚上接回家。

與警察合作是另一個重要的改變,明子不再認為警察找上門讓她失去了尊嚴,反而明子越來越依賴警察。明子已經和她家1.5 英里半徑範圍內的所有八個警察局建立了聯繫,警察局有明子母親的全部信息,甚至有明子列出的母親可能會去的地方。

淺代曾試圖步行到城西260英里的港口城鎮門司,她在那里長大,是外祖母家四個孩子裡最小的一個。還有一段時間,淺代在大阪以西3 英里的春日出當護士,幫助治療受傷的二戰士兵或感染梅毒的妓女,她也曾步行到那裡。

有時候,明子也會請專門的看護來家里工作。2015年安倍第二次競選時提出了“安倍經濟學”,其中“新三支箭”裡就有實現“看護零離職”的方針,號稱要解決日本人口老齡化和專業護工匱乏等社會難題。

根據這項政策,入職一年以上的公司固定員工,在經過有關部門的鑑定後,可以申請每人每年5天的“看護休假”;家屬也可在3年內提出兩次申請縮短工作時間的申請,還可申請不參與加班或出差;老人病情嚴重的話,還能申請每年93天的“看護停職”。

得益於這項政策,綾雅才能夠在父親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時,頻繁地回到茨城縣。在綾雅的公司,只要她能在期限內完成了她所負責的工作,就可以相對自由地請假。

除了上述保護失智者的政策外,日本多地還試點出台了各自的地方政策。在藤澤市,政府利用每天在城市中巡邏的垃圾車,建立了失踪人員信息共享機制。一旦失踪者家屬提出搜索請求,辦公室會將登記好的目標人員的年齡、性別、特徵等傳輸到每輛車,工作人員接到信息後,便會在巡邏時注意目標人員是否在該區域內。

在伊丹市,政府為了保護失智老人,在城市街道安裝了一千多個傳感器,周圍環繞著Wi-Fi 信號。當失智老人外出散步時,一旦偏離了正常路線,錢包裡的電子追踪器就會不斷向他們的家人發送警報。

養老金系統長期虧空

近十年來,明子的母親淺代雖然失踪過多次,但好在從沒有受到過嚴重的傷害,只有兩次,她在街上摔倒有一些擦傷。

綾雅的父親則一直居住在特殊養老院,特殊養老院主要依靠國家政府的財政撥款來運作,個人只需要支付10%-30%的費用。

超老齡社會以及癡呆症高發也給國家帶來另一個潛在危機。目前,日本的養老金體系已經長期處於虧空狀態,2020年政府債務佔GDP比重高達234.6%,遠高於發達國家60%的警戒線。

早在2013年,日本副首相兼財政大臣麻生太郎曾公開表示,日本的老年人應該“趕緊去死”,因為“當你想到自己花的是政府的錢,你就會睡不好覺”。

但諷刺的是,說這話時的麻生太郎本人也已年過古稀。

三年後,戰後第一次嬰兒潮時期的出生者都將達到75歲以上。日本厚生勞動省估算,屆時日本全國需要護理者約為826萬人。對於日本的養老體係來說,無疑將造成極大壓力。

這些年,日本政府不得不拆藉其他部分的資金來填補養老金虧空,甚至通過漲稅等手段試圖從年輕人身上榨取更多。

這也間接導致了日本年輕人成為“草系”,步入“低慾望社會” 。生育成本提高、預期收入下降也讓日本適育人口“不願生”、“不敢生”,從而使總和生育率長期低於1.5,陷入“超少子化”困境。

在少子化和老齡化加劇的情況下,根據日本人口機構預測,2010年到2050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將從8128.5萬人減少到4929.7萬人,佔總人口的比重將下降到51.8%。

安倍晉三在任時,將日本的少子化和老齡化稱為“國難”,而他的繼任者岸田文雄上台後,延續了前任政府的相關政策,外界並未看到他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來解決老齡化和人口下降的問題。2022年日本總務省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4月1日,日本不滿15歲的兒童人口總數為1465萬,比2021年同期減少25萬,刷新歷史最低紀錄。

這也是居住在大阪的明子所感受到的,新生兒不斷減少,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比例不斷升高。明子已經越來越能夠適應照護母親的生活,“她剩下的日子已經很短暫,應該按照自己的心情快樂地生活。”

在東京工作的綾雅,也已經開始利用為父親進行護理的經驗,給自己做退休養老的前期準備,“我不想給別人給社會增加負擔,我新買了很多保險,退休後保險公司會按月給我固定的金額,直到我死去。”

抱歉,評論功能暫時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