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與南詔簽訂盟約解決了暫時的邊境危機,推動南詔稱霸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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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興指出,“蜀地處於民族矛盾交匯地區,唐、吐蕃、南詔、諸蠻各方勢力間雜的西南地區,韋皋在復雜的民族矛盾中所採取的方針是:綏服蠻羌、爭取南詔、孤立吐蕃。認為韋皋之所以能招撫群蠻的原因在於他先從東蠻中的兩林、勿鄧開始,恩威並濟並從其俗”。南詔的正式歸附,也掀開了唐詔關係的新篇章。

一、唐詔點蒼山之盟

異牟尋經過與酋長和清平官的商議,遣使攜帶寶物及異牟尋帛書赴唐後,終於決定與唐朝舉行正式的會盟儀式。其致唐帛書中詳細記述了南詔四忍四難忍之痛,四忍主要是異牟尋對蕃詔關係的認識,四難忍表達了異牟尋對牽涉其中的所有政權關係的認識,並由淺入深例舉南詔歸唐的條件和歸唐後的計劃。如德宗請增加兵力戍衛與吐蕃接壤的地區,安西等地請加大兵力,而西南地區南詔可以自行守衛,無需煩勞唐兵,這雖是南詔意欲加強防備力量,提出請唐朝聯合諸方牽制吐蕃,但根本目標卻在於不願唐朝染指南詔所在的核心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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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異牟尋實則一直在平衡與唐公開結盟後的利害關係,在唐與吐蕃的角逐中沒有獲得優勢之前,一直徘徊不定。異牟尋下定決心歸唐的原因有諸多討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趙心愚通過對安南都護趙昌的奏狀研究指出,吐蕃欲併其國是最大原因。有人認為南詔歸附唐朝可以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對唐詔而言,都是合則兩利,離則兩害。吐蕃此前對南詔雖賦役苛重,但南詔僅為其附庸之國,在政治上是有相當獨立性的。但之後吐蕃野心膨脹,將吞併南詔,故迫使異牟尋不得不轉而歸附唐朝。不過異牟尋始終不願意與吐蕃徹底決裂,貞元十年正月崔佐時到南詔首都陽(羊)苴咩城時,尚有吐蕃使者數百人還在城裡。

儘管異牟尋已上表唐朝願意棄蕃歸唐,但仍然希望秘密進行,不欲吐蕃知曉。故令崔佐時穿南詔服飾進城,遭到拒絕後,又安排他們夜晚入城。崔佐時了解南詔不敢光明正大的歸唐,因此故意大聲宣讀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歔欷流涕,俯伏受詔”。

唐詔關係剛剛進入緩和期,崔佐時為何大張旗鼓地將南詔降唐一事昭告天下?為什麼異牟尋非常懼怕吐蕃知曉南詔歸唐?早在崔佐時見異牟尋之前,鄭回就曾私下密見唐使,將南詔國內的情形和異牟尋仍有戒備之心和猶豫之情悉告於崔佐時,再三叮囑務必促使異牟尋早下決心,促成唐詔合盟儀式的順利舉行。最終,在多方因素影響下,唐詔盟於點蒼山並宣讀誓文。王忠指出“誓文之主要精神在於驅逐吐蕃勢力出雲南及拒絕勢力入雲南,以保持其獨立地位”。趙心愚將王先生此說加以延伸,認為“南詔背蕃歸唐,雙方謀求共同對付吐蕃也是主要精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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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吐蕃、,還是南詔,他們在政治上或完全獨立,或與唐保有冊封關係。他們選擇與唐朝交好還是攻伐侵擾,其最終目標都是自身利益為先。南詔棄蕃歸唐,或還有文化相近性的因素,南詔的經濟成分和中原更為接近,以定居耕作為主,故其對中原文化的嚮往與認可也是重要因素。此外,吐蕃對其征伐過重,但是卻不夠信任,矛盾長期積攢,無法調和。與此同時,唐朝一方,既有治西南地方節度使韋皋的堅持不懈,又有唐中央對南詔一再優撫,促使其政治轉向。對南詔而言尋求與唐朝友好,才有可能擺脫吐蕃的壓榨,獲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唐朝則常以中原王朝傳統德懷政策,迎合周邊民族政權的需求,這也是唐詔最終結盟的重要原因。

唐詔和盟之時,崔佐時聽從鄭回勸說,請異牟尋斬殺雲南境內所有吐蕃使者以表忠心。異牟尋仍刻金契以獻唐廷,命子閣勸賦詩踐行,去吐蕃所賜贊普鐘帝號,“私於佐時請複南詔舊名”。南詔殺吐蕃使者,使異牟尋徹底斷了與吐蕃交好的可能性,逼其不再猶豫。點蒼山之盟是唐詔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南詔謀求自身發展是其與唐、蕃關係不斷變化發展的主要原因。

但需要指出的是,歸附唐朝也只是他的權益之計。他與唐朝和盟,也有借助唐朝軍事力量驅逐吐蕃的盤算,從而實現由南詔掌握西南地區的控制權,真正的意圖在於尋求政治獨立。異牟尋的做法與公元六至八世紀漠北地區鐵勒諸部謀求政治獨立的策略類似,使弱者被迫或自願融入強國或聯盟以自保,力雄勢強者則不斷醞釀新的族群分化運動,在政治上謀求獨立發展,主要方式表現為反叛、建國或歸附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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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詔與唐朝盟約是其稱霸西南的策略

不過不同的是,南詔所求只是希望通過加強與唐朝的聯繫,在自保的基礎上尋求更大的發展。因此在盟誓中強調:“如蒙漢與通和之後,有起異心。窺圖牟尋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難,不賜救卹,亦請準此誓文,神祗共罰”。故歸附唐朝之後,看似極力取信唐朝,實際上他是想尋求一個平衡點,企圖在唐蕃之間取利,以保存自己的實力。在異牟尋看來,依附任何一方都不是長久之計,稱霸西南才是其最終的政治夢想,而之後南詔的歷史走向也印證了這一點。

會盟後,南詔便如盟誓中所言主動出擊,迎戰吐蕃,突襲神川都督府並遣使唐廷告捷,並請韋皋察驗戰果以取信於唐,此役標誌著蕃詔聯盟關係結束。鐵橋城是吐蕃統治西南的中心區域,吐蕃曾專門設立神川都督府。南詔奪得鐵橋城,便控制了吐蕃通往南詔東道的要衝,取得了守衛自己門戶的主動權。

在唐詔雙方的共同努力下,貞元十年六月“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楝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複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在之後的宴會上,異牟尋拿出玄宗時所賜銀平脫馬頭盤兩個展示,又指著樂隊中老笛工、歌女說,玄宗所賜《龜茲樂》隊伍兩列,如今只剩此二人還在世。袁滋也適時勸導南詔應銘記唐朝對南詔的恩遇,子子孫孫盡忠於唐朝。從袁滋經過石門驛留下的摩崖題記可知,唐朝同時派遣了中官俱文珍、劉幽嚴、吐突承璀、龐頎、崔佐時共六名官員前往和盟,足見德宗對此次盟誓的重視。唐朝厚賜前來的南詔使者,表達極力優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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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時楊國忠無故逼反南詔,後劍南節度使崔寧在南詔十年也是極盡壓榨和剝削之能事。因有前車之鑑,故唐朝為使異牟尋打消疑慮,對其表示出極大的誠意。加之韋皋和崔佐時多方努力,徹底斬斷南詔重新聯合吐蕃的後路,唐詔關係就此進入全新階段。南詔可以說是唐朝完成對吐蕃武力包圍的最後一塊拼圖。在相當程度上,南詔的歸附解除了唐朝來自於吐蕃的軍事壓力。德宗君臣聯合回紇、南詔以抗吐蕃的大計初步實現。

貞元十年春,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之後,南詔實際上掌握了神川鐵橋地區,驅逐吐蕃勢力後,南詔繼續清除此前兼併五詔時,洱海以北長期受吐蕃庇護的殘餘勢力,即浪穹、鄧賧、施浪三浪詔。之後將施、順、磨些等小部落,以及從永昌以望外喻、望苴子等千餘戶遷徙過來充實神川鐵橋地區的軍備,維持道路暢通,防止他們再次與吐蕃勾結。唐朝對之後來歸附的小部落也賜官以示恩寵,如貞元十年五月,“以西川歸化蠻悉嗟為左驍衛將軍同正……十二月,封南詔清平官檢校左散騎常侍尹求寬為高溪郡王”。對劍南其他部落歸降者也都一如既往給予優待,或授官遣回,或授予軍職。總體而言,德宗對歸降者始終以安撫為主,可見其民族政策持包容接納的根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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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詔與唐朝聯盟所取得的成就遠多於唐朝方面。在舉行象徵性的聯盟儀式後,南詔不僅脫離了吐蕃的控制,而且迅速實現了自身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發展,得以在八世紀走向強盛,並對唐朝後期造成了不利的影響。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不可否認南詔與唐朝的重新聯盟對唐朝來說也大有裨益。唐詔關係緩和後,唐朝不但減少了在西南用兵的開支,而且解除了安史之亂以來的西南邊疆危機,從而得以全力對抗吐蕃侵擾。

總結

南詔與唐、蕃之間,無論是對抗還是合作,從南詔一方而言,其最終目標是為了自身利益和政權的穩固。故在長期的交往中,吐蕃與南詔既有結為兄弟之國,共同對付唐朝的階段,也有南詔接受唐朝冊封,與唐詔聯手對付吐蕃的階段,第三方勢力的介入,使兩個政權從盟友變為對手。南詔最終之所以棄蕃歸唐,既與德宗朝對待民族問題的觀念和思路有關,也緣於吐蕃對南詔的過度壓榨,更是韋皋不斷離間蕃詔和積極爭取南詔的結果。故德宗朝在唐、蕃、回、詔四方關係中,唐朝在很大程度上起主導性作用,因此唐廷也得以實現西南防線的重新構建和佈設。在西南邊疆危機的處理過程中,李泌和韋皋等人功不可沒,但德宗的支持同樣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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